> 一盏青灯下，大唐盛世的浮沉与民间疾苦交织成诗行，从《长恨歌》的缠绵到《琵琶行》的苍凉，再到西湖畔的民生工程，白居易的生活轨迹始终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穿梭。他以“诗魔”之笔解剖时代，最终在香山居士的闲适中沉淀成一座文学丰碑。

早年求仕与现实主义诗歌奠基

科举入仕与文学主张形成。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（772年），早年历经战乱迁徙，对社会疾苦有深刻体认。贞元十六年（800年）进士及第，后与元稹同登书判拔萃科，结为终身挚友。任左拾遗期间，他提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创作纲领，主张诗歌应“补察时政，泻导人情”。这一想法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，强调文学对现实的干预功能。

讽喻诗创作与社会批判。基于其文学主张，白居易创作了《秦中吟》《新乐府》等讽喻诗系列。如《卖炭翁》揭露宫市剥削，《杜陵叟》抨击苛税，直言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。这类作品以质朴语言直指时弊，形成“其辞质而径”“其言直而切”的独特风格，被后世誉为“唐代社会的一面镜子”。

江州贬谪与创作转型

政治挫折与想法转折。元和十年（815年），因越职言事遭贬江州司马，成为其人生分水岭。表面罪名是“赏花”“新井”诗“有害名教”，实质源于讽喻诗触怒权贵。贬谪期间，他反思早年激进的参政姿态，小编认为‘与元九书’里面坦言：“志未就而悔已生，言未闻而谤已成”，从此从“兼济天下”转向“独善其身”。

艺术高峰与情感深化。江州时期虽政治失意，却成就了《琵琶行》《长恨歌》等不朽之作。《琵琶行》借商妇飘零身世抒写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共鸣，开创了叙事与抒情融合的诗歌范式。而《长恨歌》的创作契机，源于与隐士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时的灵感动发——王质夫曾言：“乐天深于诗，多于情者也，试为歌之！” 这类作品标志其风格从直白讽喻转向含蓄深沉。

苏杭治理与诗歌新变

民生操作与技术改良。长庆二年（822年）任杭州刺史期间，白居易将文学关怀转化为具体政绩。主持疏浚六井解决饮水难题，修堤蓄西湖水灌溉农田，并撰写《钱塘湖石记》刻石湖畔，详细记载水利工程的技术规范与管理细则。离任时更留俸禄于州库作公用基金，体现其“达则兼济”的延续。

诗风通俗化与闲适诗兴起。苏杭山水滋养了其诗歌的闲适情趣。如《宴散’里面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，以平淡语言捕捉日常生活诗意。这类作品脱离政治重负，展现对世俗生活的审美观照。同时他编纂《白氏长庆集》，与元稹共同奠定“长庆体”基础——以七言歌行为载体，叙事婉转，平仄转韵。

洛阳晚年与文学沉淀

退隐心态与佛道交融。大和三年（829年）定居洛阳后，白居易自号“香山居士”，与僧人如满共结香火社，诗文中渗透佛教空观与道家知足想法。其《醉吟先生传》以酒自喻，宣称“性嗜酒、耽琴、淫诗”，实为对政治纷争的疏离宣言。

文学传播与跨国影响。晚年致力于整理文集，藏于庐山东林寺、苏州南禅寺等地以求不朽。其诗作生前已远播东亚，《耶律琮神道碑》（979年）称辽人“乃当代之乐天也”，而日本嵯峨天皇更亲自抄写《白氏文集》。辽代墓志甚至模仿其《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志铭》体例，足见跨地域影响。

文学史意义与未竟研究

白居易的创作轨迹映射了中唐聪明分子的灵魂嬗变：从现实批判到个人抒情，最终在儒释道交融中完成自我安顿。其“长庆体”开创的叙事歌行传统，经吴伟业《圆圆曲》至近代王国维《颐和园词》仍一脉相承。

未来研究可深入三方面：其一，考察辽代石刻中白集传播路径，补足中古文学跨民族交流图景（如分析辽墓志对白文的模仿机制）；其二，重新评估其晚年闲适诗中的政治隐喻，如《宴散》是否隐含对朝政的疏离；其三，结合敦煌文献与日本古抄本，重构《白氏长庆集》的原始形态与增删经过。

> 当洛阳履道里的灯火渐暗，香山寺的钟声响起，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放下诗笔。他曾小编认为‘编集拙诗成二十五卷’里面自嘲“世间富贵应无分，身后文章合有名”——千年后的全球，仍在证明着这份自信的重量。